实习律师--战方园

2026年4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（以下简称“两高”）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（二）》），自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作为2016年相关司法解释后的重磅补充，《解释（二）》聚焦新型隐性腐败、财物认定难、单位犯罪界限模糊等司法实践痛点，细化法律适用标准，补齐规定漏洞，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明确依据，也为各类主体划定风险边界。

当前，贪污贿赂犯罪呈现隐蔽化、多样化、涉案财物复杂化等特征，“雅贿”、隐性利益输送等问题给案件办理带来挑战。《解释（二）》立足反腐败工作需求，针对性完善介绍贿赂、财物鉴定、积极退赃等核心规则，彰显了依法从严惩治腐败的决心，对规范裁判、强化腐败治理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完善介绍贿赂认定规则，厘清罪与非罪边界

此前介绍贿赂罪认定标准模糊，《解释（二）》首次明确其核心内涵：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“介绍贿赂”，是指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撮合，促成贿赂行为实现的行为，突出“中介性”“撮合性”，区分于直接行贿、受贿。同时细化三类关键情形定性：一是介绍贿赂同时构成行贿或受贿共犯的，择一重罪处罚；二是介绍人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时收受、截留请托人财物，符合规定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数罪并罚；三是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骗取请托人财物的，以诈骗罪定罪处罚。二、健全特定财物认定规则，破解“雅贿”认定难题

针对珠宝、玉石、字画等“雅贿”财物真伪难辨、价值难认定的问题，《解释（二）》确立“先鉴定真伪、再认定价格”双重标准，有效破解实践难题。一是强制真伪鉴定：真伪不明的财物及上述特定财物，必须进行真伪鉴定，避免因赝品导致贿赂数额误判；二是细化价格认定：价值不明财物需做价格认定；特定财物一般需价格认定，但购买票据齐全、能证明收受时真实价格且双方无异议的，可免于认定。同时明确价格认定需由法定机构进行，保障结果公正。

三、完善退赃与追缴规则，实现“鼓励退赃、应追尽追”

《解释（二）》完善积极退赃认定标准，细化违法所得追缴机制，兼顾量刑激励与利益打击。

（一）三类情形认定为“积极退赃”

明确积极退赃的具体情形，为量刑提供统一依据：1.全部退缴赃款赃物及转化财物；2.积极配合追缴，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；3.共同犯罪中，退缴自身分取赃款赃物，并自愿继续退缴其余部分。认定为积极退赃的，可依法从轻、减轻或免除处罚。

（二）违法所得追缴“应追尽追”

构建全链条追缴体系：一是优先追缴原物，行贿受贿双方就房屋等财物形成贿赂合意的，直接追缴原物；二是追缴转化财物，原物转化为其他财物的，追缴转化后财物及对应份额收益；三是等值追缴，原物无法找到、灭失或不可分割的，追缴等值财产；四是扩大追缴主体，赃款未交付受贿人、已退还行贿人或由第三人保管的，分别向行贿人、第三人追缴。

四、明确单位犯罪标准，区分单位与个人责任

针对单位与个人行贿、受贿界限模糊问题，《解释（二）》明确认定标准：一是单位行贿罪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，且系单位集体决定或实际控制人、主管人员决定、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，以单位行贿罪定罪；二是个人行贿罪，个人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，单位行贿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，以行贿罪定罪。同时细化单位受贿罪标准，形成完整规制体系。

五、聚焦新型隐性腐败，织密反腐败刑事法网

《解释（二）》针对斡旋受贿、预期收益型受贿等新型腐败，细化认定规则：一是明确斡旋受贿中“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”，包括间接隶属、制约关系及相关影响力；二是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，按案发时市场溢价计算；三是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罪名，参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标准执行，实现平等保护。

六、律师实务提示：精准防范贪污贿赂刑事风险

《解释（二）》的施行，标志着反腐败刑事法治更趋精细化，为各类主体提出明确合规要求，结合新规作出如下提示：国家工作人员：严守廉洁自律规定，防范新型腐败风险；涉案后应在律师指导下积极退赃、配合追缴，争取从宽处理。企业经营主体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区分单位与个人财产，杜绝财产混同；商业往来中坚守底线，留存贵重财物、股权合作相关凭证，加强员工合规培训。普通从业人员：增强法律意识，不参与介绍贿赂、转移赃款等行为，发现腐败线索及时举报。本所将持续研究《解释（二）》适用难点，为各类主体提供辩护、合规整改、风险评估等全方位服务，助力筑牢法律风险防线。